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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就對案件法律后果的判斷來說，辯護律師是有優勢的。然而，問題并非如此簡單。任何的法律決定，除了帶來一定的法律后果外，還可能伴隨著一定的經濟、社會、心理和道德后果。事實上，絕大部分決定都涉及到對相關后果的權衡。每個人的價值偏好、風險承受能力以及對相關價值的重要性排序是各不相同的，而且也是很難探知的（即便通過嫻熟的詢問也很難獲知）。由此，對于相關后果的權衡，被告人是有優勢的。”

可以說，對于上述幾種被告人實際利益受到危害而律師獨立辯護的情形，從表面上看，辯護律師似乎是違背了被告人之意志，然而，卻在實質上實現了對被告人利益的保護。因為這幾種情形下被告人的意思表示其實是與其實際利益相悖的。如果辯護律師仍從表面理解而采取以被告人為主導的辯護方式，那就并沒有真正理解辯護律師對被告人利益保護之精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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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不能不顧被告人利益而采取嘩眾取寵式辯護，這亦可以稱之為“政治性辯護”。在獨立辯護人理論的指引下，一些律師罔顧委托人的意愿和感受，將法庭變成宣講政治理想的講臺，將辯護變成逼迫法官接受本方觀點的機會，甚至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把自己裝扮成終局裁判者甚至救世主。其結果，除了在極個別案件中成功地操縱了公共輿論，并逼迫就范以外，在多數情況下，這種辯護根本無法達到說服法官的效果，其委托人的利益終受到了損害。

這種無罪辯護達到了說服寬大處理的效果。而這種效果，恰恰是量刑辯護所無法達到的；而在辯護律師選擇程序性辯護的刑事案件中，辯護律師針對、公訴或者審判活動違反法定程序，說服審查其程序的合法性，并進而宣告違反法律程序行為無效的辯護，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幾乎無法促使作出宣告無效的裁決。盡管如此，對這種程序行為的制裁通常都是通過作出從輕或者減輕量刑的方式實施的。